□楚荷
3月22日下午,我在板塘一理发店剃头,身后长靠椅上,坐着两位老人。一老人唏嘘:“贺一鸣走了?”另一老人叹口长气,说:“是呀,走了。”我转过身去,问:“哪个贺一鸣?”一老人说:“还
有哪个?那个作家贺一鸣。”
两位老人数着贺一鸣的好。两位老人说,谁也弄不清他肚子里有多少笑话,他走到哪,准会有人说:“贺老师,讲个故事。”贺老师若时间不太匆忙,准会坐下来讲个故事,那些故事,逗得人乐不可支。因此,贺老师走到哪,那儿准会一片笑声。
贺老师说的故事,大都是湘潭民间故事。一如贺老师文章,用的是湘潭语言,写的基本都是湘潭事儿。
贺老师走了,我心沉重如铅水。
贺老师与我,交往二十余年,亦师亦友。
那年,板塘地区成立了湘水文学社。当时,我对文学几近无知,却附庸风雅,入了其中。贺老师作为前辈和成名作家,市作协副主席,作为板塘地区的文学泰斗,固然为我等所景仰。许多活动,都以能邀请到他为幸为荣。贺老师总是在有意无意间,将他对文学的理解传给我们。那些话,使我至今都获益匪浅。
那年,市文联为我的长篇小说《梦里春秋》、《棋王》举办讨论会。贺老师在会上,竟然在谈笑间,将《棋王》情节说了出来。最为可贵的是,不掩其美,不饰其非,将哪些地方写得像个样子,哪些地方仍显不足,哪些地方可谓缺陷,一一道来。我后来再看《棋王》,不得不说,贺老师的话,句句中的。那些话,尤其是不饰其非的话,于我后来的文学创作,在有形与无形中,有许多帮助。
去年10月,我的长篇小说《工厂工会》被《当代·长篇小说选刊》选发了。不久的某天,几个同道中人,来板塘相聚。我打电话给贺老师,请他一起来喝杯酒,说大家都希望见到贺老师。我说,我给他留了一本杂志。电话那边,贺老师说了祝贺的话,有气无力,说他病了,说他妻子也病了,实在对不起。
又过了一些时日,岳塘区成立作协,吃中饭时,我敬他酒,说:“贺老师,您喝牛奶,我喝酒。”贺老师和我碰了杯,说: “楚荷,我就不站起来了。我不是倚老卖老。”那话,使我心直往下坠。我说:“您老不要站起来,我是您老的学生,您老也无需站起来。”贺老师说:“那次你邀我去喝酒,楚荷,知道吗?七十不留宿,八十不留餐。我的身体,比八十还不如,餐不能留了。”又说:“那本杂志,我谢谢你了,你不要送给我了。我只怕读不完了。”我不知道说什么好,只得说:“假如能出单行本,再送给您老。”他笑着说:“楚荷,一定要为湘潭文学努力。楚荷,一定。”我答应了他:“我一定会努力。”
不几天,岳塘区社建村成立文联,我和贺老师再一次相聚。贺老师其神其形其状,又皆不如上次相聚了。会前,我与华方兄和贺老师坐一起,聊着文学及文坛一些事。华方兄与贺老师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,尤其话多,不时说着一些往事,或者评议着贺老师小说中的人物,不时呵呵大笑。我发现贺老师略有浮肿的脸,笑得像个顽童那么开心。不一会,要开会了,主持会议的人叫华方兄上主席台,贺老师看着华方兄离开,自言自语地说:“好了,我们打不成讲了。”
会后,华方兄邀我至一茶楼,说起贺老师,长长地叹口气。我问他怎么啦。他说:“贺老师刚才说,‘好了,我们打不成讲了’,这话,不叫人伤心吗?他说这话,是自知身体一日不如一日,感觉将要与我们阴阳两隔了。贺老师还说,楚荷的《工厂工会》,有来世,再看吧。”听罢,我要哭了。
我意识到什么。前不久,市作协开主席团会议,一项议程是提名市终身文艺成果奖。我提名贺一鸣,理由如下:坎坷颇大,成就不小,身体堪忧。华方主席说:贺老师为湘潭文学争了光,人格也受人景仰。作协主席团无一人反对,且人人都说出了提名的理由。
然而,贺一鸣老师,还没来得及填写申报表,就已经走了。那次果然是他和华方兄最后一次打讲,也是和我最后一次打讲。
追悼会上,华方兄拿出一张《湘潭日报》,焚烧在贺一鸣老师灵柩前。报纸是3月20日的,上有贺一鸣老师的最后一篇小说,《白藕》。据说,贺老师自己还没看到。
我想,如果《工厂工会》能出单行本,我会去贺老师灵位或者坟茔前,焚烧一本。我虽然什么都没有,但春秋风骨,还是有的。我希望贺老师在天之灵,能慢慢地看完《工厂工会》,在梦中,告诉我,美在何处,非在哪儿,使我在将来的创作路上,能再次汲取贺老师给我的营养。